習近平睽違7年即將首訪印度！8點成果共識為「習莫會」鋪路

中印關係經過2年謹慎解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即將迎來關鍵會晤，雙方將聚焦邊界爭議、貿易、投資及人員往來。近期中印兩國也已就邊境劃界、軍事溝通與跨境河流等議題達成8點共識。對此，專家認為，面對供應鏈依賴、美中競爭及各自經濟壓力，北京與新德里都有改善關係的誘因，卻仍會避免過度讓步，未來更可能以維持穩定、擴大有限合作為主旋律。

據《南華早報》報導，習近平與莫迪預計將在接下來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及金磚國家峰會期間碰面。首先受到關注的，是8月31日至9月1日在吉爾吉斯共和國比什凱克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消息人士預期，習近平與莫迪屆時可能在峰會場邊進行一次時間較短、經過嚴格安排的會晤，為之後在印度舉行的正式外交接觸鋪路。

中國外交部26日已確認習近平將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莫迪也預計參加。真正受到矚目的則是9月12日至13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習近平預計出席峰會，並據報將率領約400人的代表團。如果成行，這將是中國領導人睽違7年首次訪問印度，也將成為兩國重新調整關係的重要政治場合。

雖然北京目前尚未正式確認習近平訪問印度，只表示中國高度重視金磚國家合作，並支持印度主辦峰會。不過，從近期中印雙方密集推動的外交活動來看，北京與新德里顯然都在為可能的高層會晤準備具體成果。

熟悉談判情況的人士表示，中印邊界爭議將是習近平與莫迪在新德里會面時的核心議題之一，此外還包括貿易、投資以及人員往來，尤其是簽證等問題。

而在兩國最高領導人正式會面之前，外交與邊境談判已經開始為這場峰會搭建框架。中印外交部門26日同步公布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25輪會談的「8點成果共識」。這場會談前1天在北京舉行，由中國外交部長、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王毅，以及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兼總理親信多瓦爾（Ajit Doval）共同主持。

這8點共識並沒有解決延宕多年的喜馬拉雅邊界爭議，但確立了下一階段的工作方向，包括維持邊境和平、成立新的工作小組、增加軍事溝通管道，以及繼續推動朝聖、邊境貿易與跨境河流等議題。下一輪特別代表會談則預定於2027年在印度舉行。

多瓦爾在會談開場時告訴王毅，最新一輪特別代表會談「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金磚國家峰會即將舉行之際。他指出，莫迪與習近平已經在2024年10月的喀山金磚國家峰會，以及1年前在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為雙邊關係提供「明確且正面的方向」。在多瓦爾看來，兩國關係重新走向「正常」，直接原因是雙方成功維持了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印度外交部隨後形容這次會談「坦率且深入」，並表示雙方同意繼續尋求邊界問題的政治解決方案，而且必須放在兩國整體及長期利益的背景下處理。

中國方面的會談紀要則顯示，王毅要求雙方「把邊界問題放在雙邊關係中的適當位置」，並敦促兩國保持前進勢頭，「不停滯、不倒退、不偏航」。這番表述也透露出北京對中印關係的1項核心思考：邊界問題仍然重要，但不能讓它再次主導整個雙邊關係。

事實上，在此次邊界會談前，多瓦爾已經在北京會見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引述多瓦爾說法指出，中國與印度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主要經濟體中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雙方正面臨深化合作的「歷史性機遇」。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目前中印談判的重點並非試圖1次解決所有爭端，而是尋找一些可以逐步落地的成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議題，是邊境「劃界」。所謂劃界，是指正式確認兩國邊界究竟應該如何劃定，而不只是繼續管理雙方軍隊沿著存在爭議的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LAC）部署。印度駐北京大使館與中國外交部在提及多瓦爾與王毅的會談時，都使用了「劃界」一詞。

印度駐華大使館表示，雙方討論了在「邊界劃界方面取得進展」；北京公布的會談紀要則稱，雙方討論了「推進邊界劃界談判」，同時涉及邊境管理、改善制度機制及跨境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外交部採用的措辭則更為廣泛，稱雙方尋求的是「邊界問題的政治解決」。

雙方也同意在中印邊境事務磋商與協調工作機制（WMCC）架構下，成立邊界劃界專家小組及邊境管理工作小組。這些小組將首先協商各自的職權範圍，並以在邊界劃界及邊境管理方面取得「早期且實質性的成果」為目標。

不過，從談判安排來看，這並不代表中印已經準備好正面處理所有最棘手的領土爭議。雙方目前的策略，是先處理爭議較少的邊界地段，再把拉達克（Ladakh）與阿魯納查省（Arunachal Pradesh）等高度敏感地區留到後續階段。北京將阿魯納查省稱為藏南，即「西藏南部」。

因此，所謂的「早期成果」更可能意味著局部性進展，而不是1份能夠徹底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全面協議。軍事溝通方面，雙方同意增加2個高級軍事指揮官會面點，並在東部與中部地區增設2條新的邊境防務熱線。同時，兩國承諾利用現有外交與軍事管道處理實際控制線沿線發生的事件，以降低誤解與誤判引發衝突的風險。

雙方也同意在9月舉行跨境河流專家級會談，討論水文資料共享以及更新相關諒解備忘錄。這些安排的共同特徵，是避免讓邊境問題重新走向2020年的局面。2020年的加爾萬河谷（Galwan Valley）衝突，是近年中印關係的最低點。至少20名印度士兵在衝突中死亡，中方則表示有4名解放軍士兵死亡。事後，雙方軍隊沿著實際控制線長期對峙，外交關係與民間交流也受到嚴重衝擊。

直到2024年10月，雙方就恢復在部分爭議邊境地區巡邏達成共識，兩國關係才開始逐步改善。此後，直航及簽證安排重新恢復，印度公民前往西藏的「凱拉什瑪納斯羅瓦爾朝聖之旅」（Kailash Mansarovar Yatra）也重新啟動。

然而，如果說邊境問題決定了中印關係的安全上限，那麼經濟議題則可能成為兩國最容易取得實際成果的領域。印度近期放寬的投資規定顯示，來自與印度接壤國家的投資者，包括中國投資者，在特定受限制產業之外，可以不經政府批准取得最多10%的非控股股權。

對中國而言，這提供了重新進入印度部分市場的可能性；對印度而言，則有助於在不完全放棄安全審查的情況下，重新吸引中國資本與製造業資源。因此，習近平與莫迪的峰會如果能為貿易及投資合作提供政治動能，可能比直接處理最敏感的領土問題更容易產生具體成果。

但經濟關係同樣存在明顯限制。旅遊簽證及直航已經恢復，但中國記者返回印度仍然是雙方談判桌上的重要議題。在簽證方面，新德里的推進速度比北京慢，任何進一步恢復措施預計都會採取嚴格控制及互惠原則，而不是全面開放。

換句話說，中印關係的解凍並不是1場全面性的和解，而更像是1連串經過計算的、小幅度且可逆的交易。這也是為何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習莫會不太可能取得重大的突破性成果。

中國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朱永彪認為，王毅與多瓦爾的會談是1個「正面訊號」，但不應抱持過高期待。他指出，印度真正採取的具體行動，遠比外交上的言辭重要。

在邊界問題上，朱永彪則更加悲觀。他認為，最理想的情況可能只是讓局勢「凍結」或者恢復到過去的現狀，真正的突破性進展仍然不太可能出現；若要取得實質突破，印度必須在「自我認知」與區域戰略方面出現「清醒且客觀的轉變」。

印度班加羅爾公共政策智庫「塔克西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的克瓦拉拉馬尼（Manoj Kewalramani）也認為，任何期待中印在邊界等棘手問題上取得突破的人，都可能感到失望。他指出，如果雙方能夠發布聯合會談紀要，確實會是1項值得注意的成果，但這種可能性非常低，因為莫迪與習近平最近2次會面都沒有發布聯合聲明。

相比於1份全面性的政治協議，克瓦拉拉馬尼認為，重新建立正式的經濟合作機制可能更為實際。中印早在2019年10月就曾同意建立高層經濟與貿易對話機制，但這項倡議先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之後又因2020年邊境衝突而陷入停滯。因此，他認為，重新建立1套涵蓋貿易、投資及綠色能源技術的正式機制可能有所幫助，但現在並不是追求「大交易」的時候。

中印目前更現實的目標，是維持穩定，同時在兩國之間建立足夠的連結，讓有限的共同利益得以持續。這種有限合作的邏輯，也符合印度目前的戰略需求。

印度新德里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的辛格（Antara Ghosal Singh）表示，對印度而言，1場成功的習莫會意味著穩定的邊境、更安全的上游製造業供應鏈、更大的對美談判籌碼，以及更多推動「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的空間。

「印度製造」是印度政府推動的1項國家計畫，目標是讓印度成為設計、創新及製造業中心。而對中國而言，與印度保持高層接觸也有明確的戰略價值。辛格認為，改善中印關係可能削弱美國試圖遏制與制衡北京的努力。

她強調，印度目前的對中立場受到2個關鍵因素推動：第一，是印度對中國供應鏈的高度依賴；第二，則是「川普2.0」帶來的不確定性。中國同樣有自己的現實壓力。除了國內經濟逆風之外，北京仍高度依賴出口，同時與美國、歐盟及印度等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都面臨不同程度的摩擦。

從這個角度來看，雙方確實都存在重新調整關係的誘因，但有利條件並不代表談判容易。辛格認為，目前新德里與北京都已經具備對雙邊關係進行深度重置的條件，但兩國都會試圖最大化自身利益，同時把需要付出的讓步降到最低，因此接下來必然會是1場艱難的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