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耿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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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嗆校事會議3／兩年三教師校園墜樓！ 教育部硬喊：改革但不廢
一年之內，有三個教師在學校跳樓自殺，促使今年5月1日，大批教師上高雄街頭抗議，連向來立場偏向政府的「全教總」也支持「廢除校事會議」；對此，教育部次長張廖萬堅表示，教育部的立場是「改革，但不廢除」，他強調，家長團體也不贊成全盤廢除校事會議制度。教育部次長張廖萬堅指出，教育部對於校事會議的態度是「改革，但不廢除」。（圖／報系資料照）「全教產」副理事長何耿旭指出，基層教師高雄街頭抗議後，5月25日發生高雄市四維國小嚴姓老師跳樓自殺事件，這是第三個！接連的悲劇催生了6月份在立法院的公聽會，當時，「全教產」幹部林碩杰老師不滿當初教育部修法，建立「校事會議」制度時黑箱作業，憤而撕掉法案資料。何耿旭說，其實處理不適任教師，已經有「教評會」，也有「不適任教師處理辦法」，校事會議其實是重複的制度；對此，連向來立場較偏向教育部的「全教總」（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也支持廢除校事會議。而且，「全教產」認為，當初修法時，教育部黑箱作業、「密室協商」，他們認為，這個制度已經到了動搖教育基礎的地步，對弱勢學生並不是好事。教育部次長張廖萬堅指出，教育部要考量的不只是教師的立場，家長團體「台家盟」（台灣家長教育聯盟）也強烈反對廢除校事會議，明確反對把不適任教師的處理權，全部回歸過去的「教評會」。張廖強調，教育部與家長團體的立場是，校事會議必須改革，但不能廢除。他指出，教育部將研擬，建立第三方調查機制，提升調查專業及建立外部人才庫，把調查權適度移出學校；此外，建立「案件分流」，避免「小案大辦」或「大案小辦」，「自己人查自己人」等情形。針對黑箱作業的指控，教育部表示，該制度係根據2019年修正後的教師法第29條授權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並於2024年4月、2026年1月兩度修正。修法過程均廣泛蒐集各地方政府及校長、教師、家長、關心兒少權益團體組織及學者專家等意見，召開多場研商會議及公聽會，並依法辦理法規預告，充分聽取各界意見，並踐行法制作業程序，相關程序均公開、透明。至於全教產主張，已有教評會，不需要校事會議。教育部表示，校事會議在於透過客觀、專業及程序化機制，處理教師疑似重大不適任行為案件，以兼顧學生權益保障、教師程序權益及校園安全，並非所有檢舉案件，皆進入校事會議調查程序；而「教評會」任務係依法審議教師之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件，兩者任務不同。至於「全教產」認為校事會議機制中，校長權力太大，該制度已成為整肅「不聽話老師」的制度，教育部表示，依照2014年新修訂的教師解聘辦法，教師涉及重大不適任案件時，進入校事會議之調查程序，調查小組由全外聘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組成，並非全由學校自行調查；調查完成後，仍須經校事會議審議，再送教評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今年一月的修法，更削減校長的權力，校長只能邀集法定成員，認定是否受理，可以表示意見，無表決權，其目的是為了讓案件受理程序，更具客觀性與公正性，避免校長一言而決的狀況出現。教育部強調，教師團體主張廢除校事會議，但學生與家長團體建議保留並強化分流，該部表示「都尊重」，後續將持續追蹤案件受理、分流及地方執行情形，滾動檢討制度與相關配套，兼顧學生受教權與教師工作權。《CTWANT》關心您：如果您覺得痛苦、似乎沒有出路，您並不孤單，請撥打1925。
師嗆校事會議2／處理不良老師變搞掉不乖的 校長整肅異己殺手鐗
去年4月到今年5月，總共有三個基層教師在校園裡自殺，那得有多大委屈與悲憤，才能讓一個教師選擇在自己獻身、實踐理想的場所結束生命！「全教產」副理事長何耿旭指出，這個制度除了讓恐龍家長可以任意踐踏老師，更因為校長權力太大，教師保障太少，小案大辦，更是讓原本想「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機制，變成「處理不聽話老師」的殺手鐗！「全教產」副理事長何耿旭指出，校事會議淪為校長「處理不聽話老師」利器。（攝影／林慶祥）何耿旭指出，只要有任何人投訴（以前可以匿名），不管是不是家長，校方受理後，啟動「校事會議」（高級中等下學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只要五個人，包括校長本人、行政人員代表、家長代表、教師代表與所謂的「公正人士」就可以決定是否成案。一般來說，行政代表那一票是看著校長的臉色投的，家長會長通常也與校長走得比較近，也就是說，掌控力強一點的校長，幾乎他的意志可以決定是否成案。接著，從教育部的「人才庫」裡挑選「調查員」，最少需要三人，教育局會提供三到五倍的名單供校長挑選。何耿旭透露，實務上校長會先透露「口袋名單」給教育局，確保自己「認可」的調查員在名單內。本身也有調查員資格的何耿旭說，教育部的「校事會議調查員」都是些退休校長、督學、律師，以及某些在職的教師、主任，他自己刻意去考，錄取後僅上了三天課，就取得資格，而這些人對查案根本外行。於是在找不到教師有明顯違法，又想對投訴者有個交代，就以「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可歸責教師」、「以言語羞辱學生，造成學生心理傷害」等理由作出處分，不少老師死在這幾句考評上面。對此，何耿旭說：「上述這些處罰理由都很模糊。如何才算教學失當？罵幾句到底是「愛之深、責之切」還是讓孩子心靈受傷？親師怎麼溝通老師才算沒錯？都沒有一套標準，全憑調查員主觀的「心證」。何耿旭強調，僅憑三到五個受訓三天的「調查員」，抓幾個學生，對當事老師審訊一番，就要決定一個老師一生的職業生涯是否終止，是否太草率了些？而且，調查期規定是兩個月，但還可以延期兩次，每次一個月，也就是說，被搞到校事會議的老師，可能得被煎熬四個月，接著還有「輔導期」，若輔導無效，則送「教評會」作出是否停聘、解聘、不續聘等嚴厲處分。何耿旭強調，犯罪的人都可以找律師辯護，但老師在接受調查期間，卻得孤單的自己蒐證、面對調查，沒有任何外援。何耿旭透露，調查員每次接案，一天的出席費是5000元，寫報告每字1.5元，為了賺錢，調查報告動輒五、六萬字，有些甚至連錄音監控的逐字稿都一字不漏，如此下來，負責撰稿的主要調查員，平均一個案子可賺三到四萬五千元，曾有某調查員告訴何，他最多一個月接14個案子，月入數十萬。何耿旭痛罵：「校事會議已經變成一個『壓迫教師的產業鏈』，調查員必須與校長關係好才有案接，當然看著校長的眼色辦案，如此，若遇到強勢、掌控慾強的校長，校事會議就淪為「處理不聽話老師」的利器」。何耿旭強調，最糟糕的是「小案大辦」的歪風，很小的事情可以「上綱上線」，例如，全教產某位會員，因故讓某生坐到教室最後面，家長認為，那個位置靠近垃圾桶，是歧視他的孩子，問題是，每個班都有垃圾桶，每個班都會有個孩子得坐垃圾桶旁，難道都是歧視？但最後這老師，還是為了這點小事被立案，記過了事。《CTWANT》關心您：如果您覺得痛苦、似乎沒有出路，您並不孤單，請撥打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