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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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災難2／綠營棄諾違背黨綱 民團痛批許宗力一意孤行造成司法災難
國民法官制度當初是為了回應大眾對於「恐龍法官」不信任，總統蔡英文為挽救司法威信與國人信任，推動國民法官制度期待民眾一同參與審判。對此，民團也痛批，當初蔡英文曾承諾要國民法官制與陪審制並行，但高票連任後卻違背承諾、違背民進黨綱，尤其是部會首長的更迭，更助司法院長許宗力一意孤行力推行《國民法官法》。台灣陪審團協會創會理事長鄭文龍律師指出，自2016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對陪審團與國民法官制度進行討論，但當時要施行何種制度並無共識，投票表決甚至是8:8平手，但經過多年的遊說，2019年蔡英文曾承諾要陪審制與國民法官制度一併實施，為因應民團要求，「既然要做新制度，那就乾脆兩個制度都做看看」。鄭文龍揭露，過去總統每週在官邸舉行首長會議，當時就曾討論要施行何制，時任行政院長賴清德其實對司法院長許宗力很不滿，當時的立法院長蘇嘉全也建議不要再對立，所以蔡英文只好折衷，改推動兩制並行，但2020年選舉大勝後，立法院長和行政院長更迭，許宗力的阻礙力量消退，此後就一意孤行只推動國民法官制，「所以政治人物在台灣就是說話不算話，而且將司法改革參雜政治角力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民團當時在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以行動劇表達支持陪審團制，希望打倒恐龍法官，由人民參與審判，改變台灣社會普遍不信任司法的現況。（圖／報系資料照）「國民法官制度與陪審制度各有其優點，因此當初希望能夠兩制並行，以達到更全面的司法改革。」前民眾黨立委賴香伶也回顧當時立法過程，過去她也是推崇兩制並行，當時也不是只有蔡英文承諾要陪審制，民進黨黨綱也力主陪審制，總召柯建銘、多名綠委都曾提出陪審制版本，之後卻只推國民法官制，所以民進黨才會被社會跟民團質疑，「自己原來的理念想法，到執政之後就打折，輕易否決自己的承諾，甚至是自己的黨綱。」國民黨立委吳宗憲也批評，國民法官制度只是司法院當初為了配合蔡英文司法改革而強推的法案，因為人民對司法有意見，政府找來人民「墊背」參與審判，但其實第一線的檢察官跟律師並不那麼認同，制度並不完全，簡單來說，若未來社會輿論對判決結果有意見，將無法歸咎法官問題，政府就可以「人民也有一起參與審判」做合理的藉口，所以他並不支持國民法官制度。但民進黨立委鍾佳濱反駁，他是當時參與制度的立法者，當時與主張陪審制的公民團體討論時，已強調「欲速則不達」的觀念，若全盤照抄國外陪審團模式，其中任何一環出問題，原先陪審團制度的優點，可能就會在台灣使整套制度失去公信力。民進黨立委鍾佳濱強調，當初立法選擇採用「國民法官法」而非陪審制或參審制，主要是希望避免各個制度擁護者的混戰，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圖／記者黃鵬杰攝）鍾佳濱解釋，選擇採用「國民法官法」而非陪審制或參審制，主要是希望避免各個制度擁護者的混戰，不直接指明是哪種模式，改採《國民法官法》是一個中性名詞。他也舉例說明，當時陪審制的主張聲音較大，「光是判決不用有理由書，台灣社會能接受嗎？」若僅以國外做得到沒有判決書，就認為台灣也適用，理由過於牽強，所以他認為這是制度選擇的問題，並沒有所謂的誰對誰錯。司法院表示，《國民法官法》乃是10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確立引進人民參與審判的共識後，同年籌組法案研修會，並密集邀請審、檢、辯、學研議，經過多次說明會、公聽會，廣泛蒐集各界建言、探詢民意，再與行政院完成草案會銜，才函送立法院通過立法，並無所謂許院長硬推國民法官制度一事。
共諜亂司法2／司法院長憂國安案件輕判 最高法院讓他臉好腫
司法院長許宗力今年1月11日在司法節慶祝大會上，痛批中共軍機、軍艦持續越過台海中線騷擾，擔心台灣人民對溫水煮青蛙現象不以為意，並提醒大家要捍衛獨立審判，否則離地獄就不遠；法務部長蔡清祥也加碼指出，司法人員須在維護審判獨立下，對國安案件做成個別化的處置，以維護全民的生活安全。許、蔡兩位司法高層言下之意，就是認為法官對於國安案件判太輕、甚至無罪，因此利用司法節慶祝大會借題發揮。許宗力身為司法院長兼任「第四審」的憲法法庭審判長，又曾在總統蔡英文領導下，協助規劃並參與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擔任司法院長至今6年多，套句國防部長邱國正去年10月間在立法院對共諜案的評論：「這件事情發生，不是這一、兩年。」而許宗力現在才突然發現法官們對國安案件判太輕，還是明明證據不足也希望法官蒙著眼睛重判？其實最讓許宗力「心痛」的最高法院，早在去（2022）年就發現國安案件輕判的問題嚴重性，特別是在軍事審判法併入司法後，一、二審法官對於現役軍人觸犯間諜罪的法律見解，經常認為協助敵人收集國家機密或軍事機密才構成間諜罪，導致輕判甚至判決無罪案例層出不窮，因此特別在去年9月間出版的「刑事庭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中明文提醒下級審法官應多注意。最高法院指下級審法官對間諜行為認定有誤，還發布「具參考價值的裁判要旨」。（圖／報系資料照）這件「最高法院刑事庭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的案號是「111年度台上字第2586號」，本案裁判摘要旨指出，《陸海空軍刑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敵人從事間諜活動，或幫助敵人之間諜從事活動者」，最重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而所謂「間諜活動」所刺探、收集的軍事情報，不管有無利用價值、實際獲利或對價關係，都成立本罪，至於幫助對方從事間諜活動，也不僅限於敵人。說白了，就算替美國、日本、甚至南韓收集我方軍事情報，統統成罪。可惜的是，司法院院長許宗力上任以來，有計劃性地打擊最高法院威信，2017年底在台灣法學年會中指出：「現行最高法院以判例及民刑庭會議決議『統一法律見解』，我個人高度懷疑其合憲性。」他並稱最高法院的決議是：「每做成一次決議，我心就痛一次」。因此司法院先修法推翻最高法院行之有年的判例制度，改成設立大法庭，再修法把大法官會議升級成為凌駕最高法院的憲法法庭。雖然許宗力可能立意良善，但讓社會大眾懷疑摻雜不少政治考量，最有名案例首推不久前的空姐與義大利富商爭女案，全案在詹姓空姐寫信給蔡英文總統後豬羊變色，憲法法庭推翻專業社工多次探視結論、以及普通法院的裁判，改令孩子留在台灣，至於前綠委高志鵬貪污釋憲案，憲法法庭的裁判主文竟與理由矛盾，主文說本件不受理，理由則指部分爭點另行審理。許宗力主持下的憲法法庭審判品質讓人憂心他對國安案件下指導棋後，不知道還會出什麼亂子。詹姓空姐和義大利富商爭女案，憲法法庭和最高法院見解不一，義大利富商淚灑機場離台。（圖／項程鎮攝、翻攝網路）
律師贖罪券2／醫師會計師建築師免公益 害慘律師界源頭是這裡
《律師法》規定律師要作公益，全國律師聯合會的草案進一步規定公益時數及每小時築底6000元代金，在律師界引發極大爭議。本刊調查，傳統上和律師同屬高收入的四種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包括醫師、會計師、建築師（一般稱為「四師」，還和律師共同成立「四師聯誼會」），其實另外這「三師」都沒立法規定要做公益，這也讓外界十分好奇何以立法「獨厚」律師，規定律師非做公益不可，根據全律會的草案，不做公益還要付代金，甚至懲戒。本刊調查「四師聯誼會」其中的「三師公會」，全國醫師聯合會指出，他們是民間單位，不可能規定醫師做公益，SARS期間曾任中區防疫指揮官的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任賢醫師也表示，醫師採取責任制，「不管病人怎樣就是你的，醫師不會論時計酬」。全國會計師聯合會副秘書長高世錦指出，有些會計師會到財政部國稅局或經濟部商業司，排班免費接受民眾諮詢稅務或工商登記等問題，都是基於個人熱忱的自願義務性質。全國建築師聯合會也表示他們沒有所謂公益時數的規定。根據全律會秘書處解釋，專案小組認為律師公益草案初稿規定12小時公益時數及代金6000元，其中12小時遠低於美國ABA（美國律師協會）鼓勵律師自願每年50小時的公益服務，而代金6000元則寓有期待提高法扶律師酬金基數的意思。不過根據本刊調查，美國律師協會《律師執業倫理規範（Model Rules ofProfessional Conduct）》第6.1條雖鼓勵律師每年至少從事50小時的公益服務，但純屬建議和鼓勵，並未對沒做公益或時數不足的律師課以懲戒責任，也不認為應以懲戒方式作為強制律師履行公益服務的手段。有法官研究指出，美國律師協會主要希望「律師對於捍衛公平正義的承諾」，提供無償或減價公益服務。蔡英文總統主持「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總結會議」，律師界認為司改會議是公益條款的始作俑者。（圖／總統府提供）只是「化橘為枳」古有明訓，很多西方制度移植到華人社會往往就不太一樣了。明明美國律師協會規定的50小時公益服務和公益時數，純屬鼓勵自願性質，到我們這裡就變成強制。其實追本溯源，律師公益時數的始作俑者並非全律會或《律師法》，而是蔡英文總統上任後積極推動的司改大戲—2016年底籌備召開的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根據總統府官網2017年9月8日公布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報告」，第2分組在2017年5月8日第6次會議決議規定，「律師應提供一切的公益服務，相關法制由主管機關（指法務部）及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已轉型為全國律師聯合會）妥為規劃」，後來司法院和行政院成立「司法改革進度資訊追蹤平台」，其中「評估與對策」主張，《律師法》應增訂律師公益服務規定，至於公益活動的種類、最低時數、方式、違反規定的處理程序等，由法務部徵詢全國律師聯合會意見後訂定。因此總統府、全國司改會議、行政院和法務部，統統都是律師公益時數的「重要關係人」。全律會監事鄧湘全律師以個人名義指出，當初全國司改會議認為律師業務會隨著強制辯護、律師強制代理、法律扶助、指定辯護等措施而增加，卻沒考慮到近年來律師的高額錄取率，導致律師人數變多，律師業務沒有想像中的好，卻還強制要求律師有道德義務、須進行公益服務，不但違背人性，也使道德爭議變成法律爭議，而不做公益就要處罰，恐怕也有違憲疑慮。全國律師聯合會監事鄧湘全在律師群組推動刪修《律師法》的公益條款，律師界熱烈響應。（圖／讀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