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全國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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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學校資源斷鏈 立委籲衛福部及教育部檢討兒少安置機制
立法委員林月琴與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地方安置機構代表、學校教師代表今（5）日共同舉行記者會，呼籲衛福部及教育部應全面檢討各縣市學校輔導教育資源的分配與運用，保障安置機構兒少的就學權益，並應規劃支持機制與配套措施，以提供機構與學校等第一線工作者足夠資源與實質協助。林月琴指出，跨轄安置兒少的就學障礙，是多年來民間團體不斷提出的問題，卻從來沒有受到行政部門足夠的重視。在他與部會溝通的過程中，反映了兩個無奈的問題：其一、欠缺充分資訊，資源規劃難具體落實，在與部會索取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教育部並沒有掌握跨轄安置兒少的就學統計數據，把問題丟給地方聯繫會議；而衛福部的業務統計，也缺乏相對應的資訊產出。林月琴說，第二點是制度性支持不足，多方協作淪為空談，目前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第六點規定，只明文補助「公立機構兒少」就讀學校，即便多次要求應增加補助「私立機構兒少」就讀學校，以保障所有安置兒少的就學權益，主管機關卻始終不願修改。近期教育部的回文中，更端出新修的《學生輔導法》，將增補人力的權限授予地方，中央則是被動等待申請，繼續無視機構實際面臨的問題。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理事長徐瑜表示，安置機構具有區域集中性，孩子們都會被安排到機構所在學區的學校，導致某些小學、國中承擔遠超出其規模應有的安置生比例。這是長期以來的制度盲點，因為安置機構不會移動，孩子就只能進入地區內的學區學校，但這些學校從來沒有因為「承接了更多來自國家的孩子」而獲得額外支援，只能靠校方和社區自身撐住。他認為，這不只是資源不足，更是「制度沒有考量到這些孩子」。修緣育幼院院長李宗益鎮指出，在協助安置兒少就學過程中，面臨的幾個挑戰，包括孩子在校常被「消極處理」。孩子行為適應困難時，學校常要求機構「帶回」，彷彿教育責任全由機構承擔。第二，部分學校在未與機構或第三方討論的情況下，逕自決定讓孩子「在家自學一週」，不僅缺乏程序正義，更剝奪孩子受教權。這不是支持，而是懲罰。第三，入學安排幾乎全靠機構單打獨鬥。雖有法規保障，但實務中，學校常以資源不足或非本地學生為由婉拒。戶籍與學籍的不一致，更讓孩子被排除在特定學習資源外，限制了他們的發展機會。林月琴與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安置機構代表及教師代表呼籲教育部及衛福部，主動調查並提供校方足夠的輔導與教育資源，主動調查所有家外替代照顧系統兒少就學情形，掌握各校接收安置兒少數據，並提供安置量較大之學校必要資源。此外，亦應建立學校與機構合作的支持機制，提供包含資源、人力與政策獎勵合作獎勵方案，鼓勵學校與安置機構積極合作，並提供彈性人力、特教專業與心理支持，強化地方學校的承接能量，重建多方合作支援網絡。
揭育幼院長期虐待孩童還餵餿水 立委：上下交相賊集體隱瞞
立法委員林月琴委員、沈伯洋與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27日舉行記者會，揭露花蓮「禪光育幼院」多年來發生多起對兒童不當對待事件，有過動傾向的孩童遭受綑綁後曬太陽、限制上廁所，經林月琴辦公室調查，該案非個案，甚至長年有多位、多起孩童遭受毆打、提供住宿環境惡劣、未經孩童允許任意搜查私人物品等不當對待。CTWANT日前揭露「花蓮縣某兒少安置機構」涉不當對待案，經林月琴國會辦公室調查後發現，禪光育幼院院方管教人員認為孩童有過動傾向，將孩童綑綁超過4個小時甚至限制上廁所等不當對待行為，顯然處置作法不當。林月琴指出，禪光育幼院事件也凸顯政府長年對安置兒童、安置機構重視度不足問題，也讓人質疑目前機制也無法防範是否有上下交相賊狀況。林月琴指出，該機構在今年七月剛經過改選，但令人訝異是，過去十多年來多起兒虐事件、評鑑丙等等問題，卻無法撼動該院人事安排與調動，現任董事長林賢達是現任執行長許淑媛丈夫，現任執行長許淑媛過去就有孩童檢舉不當對待行為。此外，常務董事釋見禪為創辦人釋心性的女兒，過去也曾擔任過董事長、院長，但經調查在2021年曾經違反《兒少法》而被裁處，依法應該調離現職，卻屢次回院查看，造成院生心生恐懼；另外，釋見禪的兒子江俊彬也曾經是該院院長。檢視歷任院長、董事長，發現禪光育幼院儼然成為一個家族事業，而不是專業經營，若發生不當對待事件可能造成彼此隱藏、掩蓋事實行為。「機構長年的照顧文化難以撼動。」林月琴憂心表示，比單一個案蓄意虐待更可怕的事情是，不當對待的行為，長官做、工作人員跟著做，並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是虐待。安置機構文化是共有的、學習的、約定俗成的，若長期主導機構運作的主管都會出現這樣的行為，怎麼想像這個機構的照顧文化形成的 照顧策略？林月琴指出，未來必須研議針對孩童不當對待的揭弊者條款，目前現行規範可能也是造成該案長年累積、惡化主因：第一、現行的責任通報制度，只要對案件知情而沒有第一時間通報，未來就可能會成為裁罰的對象；所以若要不被裁罰，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讓案件爆發，結果就是從生活輔導員、院長、執行長、社工、局處到縣政府大家一起隱瞞。第二、關於社福考核中強調轄內安置，可能造成為了轄內安置而轄內安置，而無法考量機構好壞、孩童權益，導致陷孩童更不利狀況，呼籲衛福部必須重新檢視轄內安置必要性。沈伯洋表示，花蓮縣政府作為地方主管機關，負有監督與查核轄內兒少安置機構的責任，必須確保機構的照顧品質，並對不當對待案件進行調查與裁罰。然而，針對此案的調查進度與裁罰結果尚未明確，且至今未見公告相關資訊，甚至又爆出第二次的不當對待狀況，質疑花蓮縣政府是否介入太慢，為何沒有於第一時間確保行為人遠離機構。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表示，院方將兒童綁在輪椅上，甚至將其推到籃球場曝曬太陽，甚至在中午用餐期間餵給院生疑似餿水糊狀物，才事隔半月，又有院生被懷疑偷竊，而遭到育幼院教保組長用膠帶綑綁手腳，並要求罰站於 裡面有垃圾的黑色資源回收桶。經調查，發現該院不只虐童頻傳，還有院生自3歲進入育幼院後，長期遭受毆打，也發生前院長釋見禪拿木頭椅或塑膠椅子向院生丟，有怨言或打抱不平或逃跑的院生，則可能被隔離、孤立、霸凌，甚至直接被安排住在廢棄舊院舍。安置盟理事長徐瑜表示，在這個案件裡面看到，部分兒少過去曾經試圖向他人求助，但都一無所獲，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向身邊的人求助時但卻沒有獲得任何回應，久而久之他也許會認為沒有人願意幫助他是「正常的」，很多時候是他們以為世界放棄他們；而這個社會也常常認為，一定是這些孩子做錯了什麼，大人才會這樣對待他們，有時候甚至是他們自己也這樣相信。安置盟過去就曾倡議，需要有家外安置兒少的獨立監察制度，多一個機制來確保兒少的權益。
孩子消失中1／台灣兒童1人只值2元？ 專家批「政府預算過低，出事就推給民間」
台北市1歲男童剴剴透過台北市社會局、兒童福利聯盟安置，卻遭劉姓保母姊妹虐死，引發社會譁然，讓台灣民眾想起14年前，13歲的曹小妹向外求助，卻因南投縣、台中縣社工單位互踢皮球，最後還是被媽媽逼著一起燒炭身亡的悲劇事件。這樣令人心碎的兒虐事件一再發生，專家怒批，政府總把責任推給民間，卻不願面對「預算過低」的關鍵問題，「台灣每賺100元的GDP，花在每一位孩子身上僅有2元，是日、韓等OECD國家的1/3，對兒少照護支出嚴重不足，連帶引發一連串的社福問題。」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兒少預算區分為發展、福利、健康、教育、保護與其他等6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36個會員國在福利與教育2大項目的平均總支出約占總政府支出12%，而根據審計部2019年研究，台灣僅占7.48%。台北市社工職業工會上街頭抗爭，認為政府漠視社工權益，在低薪、案量龐大的狀態下，社工保護孩童，但誰來保護社工？（圖／報系資料照）中華兒童暨家庭守護者協會執行長周明湧說，若以兒少支出項目占GDP百分比來比較，OECD國家平均近6%，台灣2019年僅為1.18%，直到2023年才提升近2%。「換句話說，台灣政府每賺100元的GDP，只肯花在您孩子身上2元不到！」周明湧說，政府投資不足，低薪讓公私立社福單位都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台灣第一線社工的案量非常龐大，每位社工平均服務25個家庭，包含家人在內，等於1人要面對將近50個人，但一個月的上班日只有22天的人（扣除假日），如何服務25個家庭？」「無論是現在的剴剴兒虐案、或是14年前的曹小妹人球案，檢討到最後，根本問題還是一樣！都是社工人員不足引發的結果。」有20多年社工經驗的周明湧指出，「但14年了，問題卻依舊一樣，政府還是把責任推給民間，卻沒有從根本預算上去改革。」周明湧以社工必看實務書的《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一書為例，書中指出美國1位社工在6個月內只服務2個家庭。「社工可以有充裕的時間陪伴這些高風險家庭，可能陪著父母接孩子放學，或到父親公司了解工作狀況，這樣有溫度的方式，讓這個家庭的危險因子慢慢下降，再評估家庭各項危機因素是否解除，是否長出能力面對生活，如果皆是則結案，社工再去服務下一個脆弱家庭。」再以兒少安置為例，實踐大學曾在2018年進行相關研討會，東京大學野口啟示教授分享日本政府對於安置機構的重視，每一位孩子可獲得台幣1萬2000元左右安置費（生活食宿教育等），再加上專業服務費6萬9000元台幣（機構提供專業服務所需人事薪資、輔導與方案費用），簡言之，日本一個孩子的整體安置費是一個月7萬1000元。周明湧說，台灣政府給民間育幼院只有安置費，依據各地方政府財政從1萬6800~2萬3000元不等，沒有專業服務費，所以被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的國際審查委員直接指出我國給予的經費遠遠不足。近年安置費才稍微增加到2萬~2萬6000元，其實仍是杯水車薪，依據兒少權法規定，這些孩子的服務都是法定服務，應該由政府全額買單。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理事長徐瑜認為，以剴剴案為例，可以發現照顧系統本身存在風險。「若是社工人力充足，可以增加訪視次數，或許可以及早發現，但社會也需要增加互動，以提高風險被發現的機會。」徐瑜說，「家」本來就是一個封閉環境，很多兒虐都發生在家中，以剴剴案為例，其實鄰居曾發現異樣，可惜卻未及時通報，未來若能有更多鄰里、民眾協助「打開家門」，就能幫助更多受苦的孩童。
孩子消失中2／新生兒死亡率創15年新高 保母照顧致死重傷「每年都有」
剴剴虐童事件曝光後，已經面臨嚴重少子化的台灣社會，究竟是如何照養兒少？CTWANT記者調查，2023年新生兒13萬5571人，較前一年少3415人，再創新低，不幸的是，台灣新生兒死亡率竟連3年上升，2022年千分之2.8，創下15年來新高，兒虐致死案件年年發生。「一個醫療衛生都在進步的台灣，怎麼嬰兒與新生兒的死亡率反而很高？而且偏鄉縣市最高？可見是醫療分配不均。」中華兒童暨家庭守護者協會執行長周明湧告訴CTWANT記者，社福系統分工「過度專業」，產生漏接的灰色地帶。另一位專家則指出，社會普遍輕忽兒少照顧者的風險。衛福部統計，2022年台灣嬰兒死亡率千分之4.4，為近14年來新高；新生兒死亡率千分之2.8，創下15年來最高，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中排名末段班。婦產科醫師出身的衛福部長薛瑞元認為有3大原因，包含染色體異常、早產、意外，其中意外又以趴睡造成寶寶窒息或猝死為大宗。「衛福部歸因於高齡生育和人工生育，但統計學卻打臉。」周明湧說，根據衛福部107年度衛生福利統計動向，105-106年及107-108年度嬰兒死亡率排名前3者皆為花蓮縣、臺東縣、屏東縣，且縣市間嬰兒死亡率最高與最低之差距由3.57倍增加為4.87倍。新生兒死亡率部分，105-106年度排名前3者分別為花蓮縣、屏東縣、高雄市，107-108年度則是花蓮縣、澎湖縣、屏東縣，縣市間最高與最低之差距由4.89倍上升至5.44倍。剴剴案爆發後，兒福聯盟連辦2次道歉記者會以平息社會大眾怒火，此事件也凸顯社福系統多頭馬車的問題。（圖／記者方萬民攝）周明湧指出，偏鄉新生兒死亡率顯然偏高，「這幾年私醫制度盛行，如果將生育率依據地區分別統計，很多偏鄉地方並沒有少子化，但是他們卻遇到缺乏醫生的問題。」薛瑞元透露，未來將會推動「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將強化兒科醫師訓練機制、讓早產兒又急又重的問題可就近得到照顧，並增加聯合評估與早期療育的量能。除了新生兒、嬰兒死亡率上升，兒虐致死案也不斷發生。2015年高雄，保母杜苡彤與男友高嘉華虐死1歲10個月男童；2018年台北，保母覃燕屏摔死6個月大男童；2019年高雄，保母徐若語虐打羅姓幼童致死；2020年基隆，保母劉庭妌虐死2歲9個月陳姓男童；2022年台中，保母蔡琪婷虐死1歲女嬰。根據2021年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施品竹的研究論文《司法案件中居家保母與嬰幼兒事故傷害之分析》，2011年至2020年5月28日居家保母與嬰幼兒事故傷害之108筆案件進行分析，共有109位受害者與 118 位被告，其中有69位受傷、40位死亡。為什麼會發生？分析保母虐童案的判決書，原因主要是不耐孩童吵鬧、難帶，因此以暴力攻擊或虐待來宣洩怒氣。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理事長徐瑜認為，社會普遍輕忽照顧者的風險，總認為「有愛就可以勝任」，而忽略其專業價值，也缺乏給予照顧者實質資源的支持。以剴剴案為例，原生家庭無力照顧剴剴，因此由新北市社會局轉介給兒福聯盟媒合收養家庭，在等待過程中暫時安置於劉姓保母家，除了收出養媒合單位（兒福聯盟）社工需定期訪視，針對劉姓保母，台北市社會局居托中心也有一套既有的訪視制度。立委林月琴受訪時指出，剴剴去（112）年9月被送到保母家，兒福聯盟與最了解保母的居托中心之間完全沒有任何聯繫，從頭到尾兩邊都不互相溝通，訪視方式也大不相同，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發現問題。中華兒童暨家庭守護者協會執行長周明湧認為，每當發生兒虐事件，政府總把責任推給民間機構，事實上，想從根本解決問題必須從源頭改革起。（圖／記者劉耿豪攝）周明湧認為目前社福系統過度專業分工，所以責任難以歸屬。「如果今天政府委託兒福聯盟承辦收出養，從出養社工、收養社工、安置社工（可以說是機構、寄養家庭、保姆督導的社工）都由兒盟承辦，一條龍的服務比較能自行把關。但是這次兒盟是信任居托中心給的名單，因為不是自己管理的保姆，當保姆說不方便探視的時候，兒盟礙於合作與信任也不好說什麼。自然這個灰色地帶成了最後一根稻草。」另外，目前針對保母等照顧者也無心理評估機制。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翁士恆說，「為什麼保母的人性會消失？這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果能建立一套問卷，定期評估這些保母的心理狀態，或許也能提早預防悲劇，不過這也需要足夠的預算支持。」
兒虐案揭「社會安全破網」疑慮 專家呼籲制定兩法
台北市1歲男童剴剴透過台北市社會局、兒童福利聯盟安置，卻遭劉姓保母姊妹虐死，社會譁然要求究責。台灣公益聯盟今（26日）舉辦「保母管不住，社會安全大破網」座談會。台灣公益聯盟創辦人、前立委鄭龍水表示，應盡速建立社會安全法與社會服務人員保障法，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理事長徐瑜認為，許多人過度輕忽照顧者的專業，認為有愛心就可勝任，事實上保母、保育員這類照顧者需要更多實質性支持，否則萬一被照顧者的狀況較多、或較難照顧時，若是保母身心狀況有問題，就很容易出現剴剴這樣的案件，尤其「家」是一個封閉的環境，如何增加社會大眾敏感度，例如鄰居感覺有異就會通報，都是未來需要加強的地方。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翁士恆認為，什麼樣的背景與經驗，讓剴剴案的劉姓保母失去人性，是值得審思、研究的議題，也希望未來能增加保母的心理評估。翁士恆認為此案的社工上銬畫面令人憂傷，因為在社工工作中，信任關係非常重要，在此案中，難道她信任劉姓保母就代表失職？應該增加更多配套措施，讓更多人能夠及時察覺劉姓保母施虐，而不是由社工一人承擔所有責任。中華兒童暨家庭守護者協會執行長周明湧說，歸咎社會安全破網的原因，政府過低的兒少預算是其中關鍵，每當出現兒虐事件，政府總是將責任推給民間，卻沒有承擔改革的責任，以剴剴案為例，也要求社工要增加訪視次數，但一位社工大約要照顧25個家庭，服務40~50個人，要如何再增加訪視次數？周明湧建議增加兒少預算才能從源頭解決問題。鄭龍水認為，2050年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銀髮海嘯下孩子的身影更顯稀落，當孩子都留不住了，高喊鼓勵生育的口號更顯空洞，若是政府再不作出具體的改革，不即時補上社會安全的破網，整個社會恐怕付出「動搖國本」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