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民人權...
」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
一場官司兩個不同判決版本 民團痛批司法行政管理失能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與米其林名攤「梁記滷味」老闆梁廣雲今（14）日前往立法院舉行「一份判決兩個版本，公告制度形同虛設？司法信任還剩多少？」記者會，控訴梁老闆因多年前被迫以低價出售攤位所提起的訴訟，竟出現A、B兩版不同的判決，質疑司法院調查後卻僅以「誤傳」定調為行政疏失，也無任何具體補救作為，痛批司法行政管理及風險控管顯已徹底失能。台灣公民人權聯盟指出，梁廣雲十多年前因遭恐嚇威脅，被迫賤賣攤位，故而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法院在2019年9月9日在司法院系統公告，被告三人應連帶賠償之勝訴判決主文（A版），三天後當事人收到的卻是內容歧異、僅其中林姓被告一人單獨賠償之判決書（B版）。公告的A版判決梁勝訴，B版判決書卻敗訴，兩者出自同一案號、同一法院。聯盟表示，公告主文與實際送達內容不一致的重大瑕疵，雖經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調查屬實，但最後卻僅以「誤傳」定調為行政疏失，關起門來以書面告誡草草處理，對外對於已公告主文的羈束力，卻無任何具體補救作為，突顯司法院對於裁判程序及效力，沒有任何查證及把關能力，司法行政管理及風險控管顯已徹底失能。另外，裁判雙版本、多版本案件一再重演，淪為一樁樁的醜聞，司法誠信成為人民眼中的笑話。台灣公民人權聯盟表示，2014年花蓮地院早已爆發過裁判主文三版本的醜聞，被告從有罪變無罪。花蓮地院調查後僅將此錯誤推給書記官的業務疏失，至今司法院仍未建立任何有效防錯設計。近期轟動社會的鍾文智棄保潛逃案，更坐實法院對裁定流程毫無監督能力。台灣公民人權聯盟呼籲，司法院應檢討裁判公告與送達流程，檢討系統以建立權限功能、版本控管與封存機制，所有版本歷程均應可追溯比對；公告後，裁判應即具法律效力，禁止事後更改內容或抽換；禁止官官相護，對違法司法人員應嚴懲，杜絕以「誤傳」、「疏失」淡化枉法裁判、變造公文書等責任。
「影響力交易」、「不法餽贈」入法 民眾黨立委要求動手司改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黃珊珊及吳春城26日開記者會指出，總統蔡英文2016年就職時宣示推動司法改革，國人高度關注進度，但包含「不法餽贈罪」、「影響力交易罪」已研議長達6年，行政機關一再延宕，民眾黨立院黨團因此具體提出「司法改革」修法方向，增列「影響力交易罪」、「不法餽贈罪」，也要提高貪污犯假釋門檻，讓「拿錢喬事」走入歷史，完善反貪腐法制。黃國昌指出，權貴不斷落跑，政府束手無策，除了「影響力交易罪」、「不法餽贈罪」，《吹哨者保護法》、「棄保潛逃罪」、「妨害司法公正罪」也多次跳票，台灣人民不能等，「還在研議」不該是藉口。黃珊珊表示，檢察官人力攸關司法改革的推動，尤其近年詐騙案件層出不窮，包含偵查、金流追蹤，都仰賴檢調警共同偵辦，刑事局資料統計，警方接獲詐騙案件，從2019年2萬3000多件，到2023年暴增到超過3萬5000件，財損金額光2023年就高達88.億元，尤其電信詐騙案2022年已較2019年成長360%，人力不足會影響調查的品質。黃珊珊表示，法官助理、司法事務官都已經入法，檢察官卻只有檢察事務官，過去行政院以臨時人員方式增設100名檢察官助理，但由於經費僅2年，未來恐再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民眾黨團期盼修正《法院組織法》，讓檢察官助理法制化，將現行以臨時人員聘用的檢察官助理制度法制化，補充人力襄助檢察官辦案，提高犯罪偵查品質，增進司法效能。「福爾摩斯需要華生，檢察官也需要助理。」黃珊珊指出，目前行政院依據《打詐1.5綱領》以臨時人員聘用的100位「檢察官助理」即將於113年底屆期，明年起就必須解編；因此，未來若要常態化設置，必須要有法源依據才能夠編列人力預算。吳春城表示，蔡英文政府8年來最大弊病就是貪腐，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蔡英文2016年剛上任時宣示司法改革，如今要下台了卻一事無成。吳春城也質疑，「為什麼行政院沒把法案送進立院？在掩飾什麼？」呼籲蔡英文政府要兌現政見。吳春城指出，每年「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皆會發布司法信心調查，去年台灣民眾滿意政府司法改革的比例只有30.4％，認為司法公正的只有34.9％，「影響力交易罪」、「不法餽贈罪」沒有落實，司法改革就是在打假球。
司法系統趨於癱瘓 曹興誠率領台灣公民人權聯盟呼籲立委盡速修法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將滿6週年，但如今地檢署未偵結的案件逐年增加，司法人員紛紛出走，司法體系趨於癱瘓，台灣公民人權聯盟今（12）日召集聯電創辦人曹興誠、民進黨立委蔡易餘、國民黨立委游毓蘭、民眾黨立委賴香伶等，在立法院餐廳召開記者會，呼籲檢警專業分工、落實刑事妥速審判法。台灣公民人權聯盟是由聯電創辦人曹興誠出資創辦，曹興誠表示，過去大眾討論司法改革，重點比較關注司法體系品質的提升，例如淘汰恐龍法官，消除檢察官、警察的徇私舞弊等等。但現在司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心血管嚴重堵塞。司法體系處理案件遲緩異常，幾乎癱瘓。曹興誠坦言，過去大眾都寄望於司法院或行政院進行司法改革，而其實改革的主戰場應該在立法院，先求法律合理、跟得上時代，才能期待行政和司法有所進步。台灣現在已經進入主權在民的時代，不該再期待上對下的德政，而應該主動承擔公民的責任，團結起來，成為司法改革的發動機，也期待關心司法的立委，能夠盡速完成必要修法。台灣公民人權聯盟認為，目前台灣司法血管堵塞，已接近休克，應緊急做心血管繞道手術。其方法非常簡單，就是仿效其他民主國家， 刑事案件主要交由警察偵辦，再移請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並負責法庭攻防。兩者分工合作，避免職權重疊，如此可將司法資源做合理配置，刑事案件的處理效率定然可以立刻得到改善。台灣公民人權聯盟更表示，檢察官在一審敗訴後，現行體制容許檢察官不需任何理由，即可上訴，此現象極不合理。一則容易讓檢察官輕視一審，草率起訴；二則容易造成無辜被告之二度或多次傷害，三則增加司法壅塞，讓司法效率問題更形惡化。 因此應該規定，檢察官一審敗訴以後，除非有重大理由，否則不得上訴，以落實「刑事妥速審判法」。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成立 曹興誠：用4大科學管理改革司法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今（17）日舉行成立大會，發起人之一、前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致詞表示，民主國家的進步，有賴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都具備效能，但台灣民眾對司法普遍感到失望，因此他與一群具改革意識的人士共同發起籌組的司法改革團體，希望運用現代管理概念和原理，推動可以立竿見影、迅速收到成效的改革。曹興誠說，民主國家的進步，有賴行政、立法、司法都具備效能，而所謂具備效能，是指處理公務或案件的速度和品質，能符合民眾期望。但灣目前司法案件堆積如山，處理進度緩慢龜速，而且許多判決缺乏品質，不符常識和民意，使民眾對司法普遍感到失望。他認為，要改進司法效能，需要運用4大基本的科學管理觀念。曹興誠首先提出「第一次就做對」，他指出，現代工業生產管理要求「第一次就做對」。第一次做不好，以後不斷修改，產品品質一定越改越差，台灣現在刑事訴訟完全違反「第一次就做對」的原則，使刑事案件的地院一審形同虛設。檢方在地院敗訴後，竟然其一審的起訴內容原封不動，就可以自動上訴到二審，這種已經被地院法官否決的「瑕疵起訴內容」，從此就長期流浪在法院中，像無法治癒的皮膚病定期出現，癱瘓司法效能，醜化司法形象。他認為，刑案應決戰於一審，才能讓法官、檢察官審慎將事，免得司法淪為兒戲。曹興誠呼籲，第二點是司法體系要注重專業和分工。他指出，根據近代生產力理論，專業和分工，是提升效能的主要關鍵。第三點則是除罪化、民事化，減輕司法體系工作負擔。「運用『八十、二十』原理，近代品質管制原理告訴我們，大多數的品質瑕疵，係由少數原因造成。」曹興誠說，少數老鼠屎會壞掉大半鍋粥，應應該運用80/20的品管原理，針對風評不佳之法官、檢察官，推動陪審制度，以免其專擅，而減少司法官枉法或濫權之現象。台灣公民人權聯盟表示，現行司法制度為威權體制的殘留，與現代民主社會主權在民的原則不符，但歷經數十年改革，仍未見成效，究其原因，人民的司法主權意識不彰應為主要，為此該聯盟主張，應強化人民的公民權意識，奪回人民的司法主權。
司法公正性民調 6成民眾認為檢方會收賄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籌備處今（2）日公布一份國人對司法信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於台灣的司法的公正性及司法改革的滿意度均不及四成，且有高達近九成民眾認為檢察官辦案會受政治力影響；逾六成民眾認為檢察官在辦案過程會收受賄賂。公民人權聯盟籌備處代表陳為祥指出，經過幾年來的司法改革，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度似乎沒有提升，而且這次民調的時間在陳宗彥事件爆發前，否則民調結果可能更為負面。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籌備處委託山水民調進行司法信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於台灣的司法的公正性及司法改革的滿意度均不及四成，且多數民眾存在檢察官辦案會有不良行為的印象，高達近九成民眾認為檢察官辦案會受政治力影響；逾六成民眾認為檢察官在辦案過程會收受賄賂；六成七的民眾則認為檢察官辦案過程會濫用權力，也有近七成的民眾認為檢察官一人決定起訴與否，並不適當，且有過半民眾認為檢察官應在三到六個月內偵結案件。陳為祥說，在警察、法官與檢察官中，民眾普遍對檢察官的個人操守評價比較低，他舉例，曾有真實案例，一名檢察官在偵察過程中違反了檢察官倫理，甚至半強迫地要被害人指認被告，該被告遭判有罪後，被監察院發現是冤案，但職務法庭最後只給了檢察官申誡，理由竟是「檢察官工作非常繁忙，辦案的精準難免受限」。他批評，台灣真的在辦案的檢察官不超過7、800人，偵辦的案件大都是酒駕、詐欺與偷竊等罪，既然這麼忙，就不該把這些警察的工作攬在身上。律師黃帝穎指出，最新民調顯示近九成民意認為檢察官辦案受政治影響，從黃世銘案、高虹安案到陳宗彥案等三大案，都重創社會對檢察官的信任。比起高虹安涉案，苗栗縣長鍾東錦傳出涉案，地檢署5天內就剪報分案、立委蘇震清在4天分案，高則是到17天後，還因為是前民眾黨部執行長林冠年跑去告，檢方才分案 律師鄭文龍說，台灣目前奉行的是專制獨裁的司法要，應改成民主的司法，外國民主國家的偵察主體多是警察，檢察官不應再佔著偵察主體，7萬的警力才可能扮演好這個角色。他舉例說，澳洲的檢察官就是法庭上的律師，而且警察與檢察官的職權分開兩邊，也有監督制衡的功能，日本之前制度跟台灣一樣，但在二戰後更改；韓國前一陣子也改了，台灣應該朝民主的司法制度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