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製藥業腹背受敵！「川普激進政策、中國生技崛起」改寫全球版圖
歐洲曾經是全球製藥公司的首選據點，如今卻受到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激進貿易與藥品定價政策，以及中國生物科技爆發式成長的雙重衝擊。據美國財經媒體《CNBC》報導，製藥產業是歐洲經濟的基石，但隨著歐洲競爭力下滑，企業正將投資轉向其他地區。問題不僅是經濟層面，更關係到關鍵新藥的上市。由於價格壓力與監管環境，使得企業不願在歐洲推出新藥。荷蘭「ING集團」（ING Groep）醫療保健和科技經濟學家斯塔迪格（Diederik Stadig）向《CNBC》表示，美國的不確定性與「最惠國藥價」政策威脅，「讓製藥公司在與歐洲政府或監管機構談判時多了1個籌碼」。該政策指的是將美國藥價設定為其他相似國家中的最低價格。與此同時，中國已崛起為生物科技領導者，而生技正是製藥產業的創新引擎。全球製藥公司愈來愈傾向從中國尋找創新來源，甚至尋找下一款重磅藥物。從領先到落後數十年來，歐洲一直是全球無可爭議的研發實驗室。根據ING集團的研究，1990年全球近一半的研發活動在歐洲進行，而美國約占1/3。如今，美國的研發占比已提升至55%，而歐洲則暴跌至26%。長期以來，企業一直抱怨歐洲資本市場分散、單一市場在定價與臨床試驗方面整合不足，以及報銷政策不一致等問題。斯塔迪格指出，美國的關稅與最惠國藥價政策「以前所未見的方式為這場討論注入急迫性。」華盛頓愈來愈將生技與供應鏈視為國家安全議題，強調藥品供應鏈應保留在美國本土的重要性。同時，中國已轉型為創新領導者，並與全球製藥公司達成重大合作，讓其得以取得中國早期科研成果。10年前，中國自主開發的分子藥物僅占全球在研藥物的4%；如今根據ING集團的數據，該比例已接近1/3。領先全球的私募股權與創投數據庫「PitchBook」今年1月的報告指出：「持續的授權合作、精準募資與差異化科學顯示，即使地緣政治摩擦升高，中國生物製藥優勢仍可能持續。」今年稍早由義大利米蘭「博科尼大學」（Bocconi University）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指出，美國「在吸引與留住研發活動方面一貫優於歐盟，而中國則成為全球最大的外來研發淨流入國。」美國的強硬政策上週，美國對品牌藥課徵最高達100%的新關稅。但這些關稅僅適用於尚未與川普達成降價協議的藥廠，因此對許多公司影響有限。儘管如此，斯塔迪格表示，這些關稅「再次推動歐洲終於正視競爭力問題」，並成為揭露歐洲結構性弱點的外部壓力。據悉，美國仍是製藥公司最重要的市場之一，由於藥價較高，使得在當地生產具有極高利潤誘因。美軍代表性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24年1項常被引用的研究發現，美國藥價幾乎是其他33個高收入國家的3倍。然而，最惠國藥價政策威脅製藥公司在美國市場的利潤率。企業現在必須決定，要延後在歐洲上市以避免壓低美國價格，還是採取全球統一價格，即使該價格對某些市場而言可能過高。全球最頂尖的管理諮詢公司之一「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資深合夥人格雷夫斯（Greg Graves）今年2月曾向《CNBC》表示：「我接觸過的每1家公司都在認真考慮這些選項。」目前已有部分在美國上市的藥物未進入歐洲市場，原因是歐洲價格較低，而在最惠國藥價政策下，該問題可能進一步惡化。依藥物類型不同，企業將開始在「追求高銷量」與「追求高價值」之間做出選擇。斯塔迪格表示：「對於以價值為導向的藥物，我們將看到在歐洲上市的延遲。」如果情況不變，「投資將逐步從歐洲轉向美國。」對此，產業界、專家與企業普遍認為，現狀必須改變。歐洲製藥工業協會聯合會（European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and Associations，EFPIA）指出，歐洲在生命科學領域仍具領先潛力，但若不增加新藥支出、加快病患取得速度並改善創新企業的營運環境，將持續落後於其他地區。根據該組織，歐洲藥品支出約占GDP的1%，相比之下，美國為2%，中國為1.8%，且歐盟在藥品上的支出在過去20年幾乎沒有成長。EFPIA秘書長莫爾（Nathalie Moll）也向《CNBC》表示：「我們需要增加支出，並消除政府回收機制與稅負，這些政策對於留住企業並改善用藥可及性至關重要。」她補充：「這不僅對病患重要，能讓他們更快且更公平地取得藥物，也對歐洲整體至關重要」，若沒有製藥產業，歐洲將出現880億歐元的貿易逆差，而非目前1300億歐元的順差。不只是價格問題雖然美國擁有像波士頓與灣區這類結合科研與資金的生技樞紐，但歐洲仍由27個不同監管環境拼湊而成，對產業形成壓抑性障礙。根據ING集團的數據，歐盟生技公司獲得的創投資金僅為美國同業的1/5到1/10。斯塔迪格指出：「英國就像礦坑中的金絲雀」，並提到即使擁有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與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等世界級學術機構，大型製藥公司仍逐漸撤出英國。去年，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禮來公司（Eli Lilly）與默克公司（Merck & Co., Inc.，在美國和加拿大以外的國家稱為默沙東，Merck Sharp & Dohme，MSD）暫停或取消在英國的投資計畫，理由是生命科學環境的各種問題。去年12月，英國政府宣布將藥品支出提高25%，並調高評估藥物成本效益的門檻，以改善製藥公司的營運環境。政府同時表示，將把製藥公司需支付給國營醫療體系的回扣上限，從23%降低至15%。然而斯塔迪格指出：「價格不是萬靈丹……還需要考慮整個生態系。」復甦跡象儘管歐盟競爭力數據低迷，仍出現一些復甦跡象。歐盟近期提出的《生技法案》（Biotech Act）旨在簡化監管、加速臨床試驗並彌補投資缺口。西班牙則因政府的精準支持，成為臨床研究的新興熱點。去年，歐盟還提出《關鍵藥品法案》（Critical Medicines Act），試圖在新冠疫情與地緣政治問題引發的短缺背景下，提升關鍵藥品的可得性、供應與生產能力。此外，美國削減對「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預算，以及更嚴格的簽證規定，可能讓歐洲有機會在mRNA等新興領域迎頭趕上。斯塔迪格表示：「我其實看好歐洲。」歐盟已診斷出問題，並將提升「歐洲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的審批速度列為優先事項。這一點長期以來落後於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但在FDA近期資源縮減的情況下，反而可能轉為競爭優勢。他補充：「在歐洲層級上確實已有行動，真正尚未意識到急迫性的，是各會員國的國家政府。我們正因這些由各國監管造成的內部障礙而自我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