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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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在石油的血腥紛爭！長年被西方列強壓迫侵害 外媒解析伊朗「核民族主義」
1978年10月，伊朗反對派的兩位領袖在法國巴黎近郊諾弗勒-勒-沙訥（Neauphle-le-Château）會面，為推翻巴勒維（shah of Iran）政權的最後階段做準備。當時已年過七旬的桑賈比（Karim Sanjabi）與哈米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背景大異，前者是世俗自由派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領袖，也是索邦（Sorbonne）大學法學博士與前教授；後者則是什葉派的宗教領袖，自1960年代以來便是反對君主制的核心人物。桑賈比此行帶來一份革命宣言，內容提出兩個原則，分別是「民主」與「伊斯蘭」，但哈米尼在會談中親筆加入第三個重點「獨立」。而這個「獨立」，成為日後伊朗政治路線的核心，也為今日伊朗與西方圍繞核能發展的僵局提供歷史背景。根據《衛報》報導指出，長年被帝國列強壓迫的經驗，讓伊朗堅持掌握自己命運與能源，不願受制於外國。這種立場在核能議題上展現得最為明顯。伊朗多年來堅持擁有自行濃縮鈾的權利，雖然西方國家認為這是為了製造核武，但伊朗強調此舉象徵國家主權，不容讓步。回顧伊朗受到西方國家壓迫的歷史，19世紀，伊朗被夾在英國與俄羅斯兩大帝國間。20世紀，伊朗的石油資源被英國石油公司剝削。1941年與1953年，伊朗領袖先後被英美聯合罷黜。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策動推翻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政變，其原因就是摩薩台要求將伊朗的石油資源掌握在伊朗政府手中。在伊朗近代史中，摩薩台被推翻，對伊朗而言是最刻骨銘心的事情。對哈米尼來說，這證明伊朗仍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與能源。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曾在社群媒體上質疑伊朗的核計畫，他認為民用核能是一回事，但高純度濃縮鈾則是另一回事，尤其當其濃度逼近核武等級時。根據核能常識，民用核電需求只需3.67%濃度，90%才可用於核武，而伊朗目前的濃縮程度已達60%，距離武器級僅一步之遙。伊朗方面則認為，這是對2018年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單方面退出2015年達成的《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CPOA）所做的回應。該協議曾讓伊朗在換取解除制裁的情況下限制其核計畫，但川普的毀約打破平衡，甚至還對與伊朗往來的歐洲國家實施二級制裁，使伊朗更難與外界合作。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民用核能逐漸被伊朗社會視為自主與抵抗的象徵。革命初期，哈米尼曾經否定核能，認為它代表西方腐敗與依賴。但不久之後，隨著人口增長與電力短缺，再加上伊拉克在戰爭期間使用化學武器並轟炸布謝爾（Bushehr）核電站，伊朗不得不重啟核發展，核民族主義因而興起。1980年代至1990年代，時任總統拉夫桑賈尼（Hashemi Rafsanjani）積極推動科學家回國參與核計畫建設，並宣布至2005年將有20%的能源由核能供應，計畫十年間興建10座核電站。到了2002年，兩處秘密濃縮設施曝光，引起國際警覺。伊朗則強調，根據《不擴散條約》，其有權發展和平核能。隨後的談判陷入長期僵局。2003年伊朗簽署《德黑蘭宣言》，允許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突襲檢查；2004年與法、德、英三國（E3）達成巴黎協議，暫停濃縮以換取未來協議。但2005年時，伊朗強硬派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上任後，重申核計畫為伊朗青年科技成果，並且關乎能源、醫療、農業與科學進步。報導中提到，國際輿論對伊朗的核意圖始終存疑，尤其當伊朗尚未擁有實際運作的反應爐時，卻仍堅持濃縮鈾。IAEA時任總幹事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表示，核技術對伊朗而言是提升地位的工具，他們希望憑此與美國平起平坐。伊朗前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也曾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撰文指出，核技術對伊朗不只是能源多元化手段，更是民族尊嚴與身分的象徵。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格蘭馬耶（Ellie Geranmayeh）則提醒，核能技術最初正是由美英透過「原子換和平」計畫引入伊朗，當年美方甚至未曾對伊朗的核電發展提出疑慮。
若美中兩強為台灣起衝突？ 歐盟11國民調62％寧願作壁上觀
根據泛歐智庫「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ECFR）在當地時間8日發布的11個歐盟國家的民調顯示，與多數美國人不同，大部分的歐洲人將中國視為「必要的夥伴」（necessarypartner），而不是「競爭對手或敵對國家」（a rival or adversary）。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國和中國因台灣問題而發生潛在衝突，多達62%的受訪者希望自己的國家能保持中立並置身事外。綜合《時代雜誌》、Expresso (PT的報導，ECFR在8日舉辦了年度論壇並發表最新民調。該項民調在4月期間於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波蘭、瑞典、西班牙、奧地利、丹麥、匈牙利和保加利亞11國進行，受訪者總計有16000人。當被問及「若美國和中國因台灣而陷入潛在衝突時，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該如何反應？」，結果平均有62%的11國受訪者認為應保持中立、23%認為該支持美國、10%回答不知道、5%支持中國。不過各國的民調還是不盡相同，例如瑞典、波蘭和荷蘭支持美國的占比都超過3成，但最多不超過35%。而匈牙利、保加利亞選擇中立的受訪者則超過7成，永久中立國的奧地利更是有80%的民眾支持中立。該民調也詢問了11國民眾如何看待自己國家與中國的關係，結果平均有43%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必要的夥伴」、24%認為是「競爭對手」、11%認為是「敵對國家」。該問題同樣在11國得出不同的結果，其中德國和瑞典都有50%的受訪者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和「敵對國家」，法國和丹麥後兩者關係的比重也超過「必要的夥伴」，但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西班牙都有過半的受訪者傾向夥伴關係。相較之下，美國民眾的仇中情緒更加高漲。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 Center）最新的民調顯示，有52%的美國受訪者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將北京視為「敵對國家」的民眾也有38%。不過，一旦中國提供俄國武器彈藥，41%的受訪者將支持歐盟對中國祭出經濟制裁，即使這會對西方經濟造成損害，明顯多於反對的33%。該民調報告人普列琳（Jana Puglierin）解讀，軍援俄國就是歐洲人對中國立場的紅線。然而，普列琳也強調，「歐洲國家在這方面顯然還是無法團結一致」，因為在這11國之中，有5個國家支持對華制裁的比例明顯少於反對者，它們分別是德國、匈牙利、奧地利、義大利和保加利亞。對於歐盟與中國的貿易及投資關係，平均21%認為具風險，28%認為「利大於弊」。不過大多數歐洲公民對中國的收購和投資仍保持戒心，例如有52%的受訪者認為中企收購歐洲科技公司「是不可接受的」。此外，還有59%的民眾反對中資入股歐洲媒體、65%的人反對中企持有歐洲基礎設施的股權。在與美國的安全關係上，47%的受訪者認為有利，15%認為有風險，但也有多達74%的人認為歐洲在軍事防務上不能過度依賴美國，比起2020年的66%提高不少，這反映了俄烏戰爭過後，歐洲人民對歐盟防務自主的渴望。普列琳也在文末總結，指出歐洲人目前正在尋找一個在外交政策和國防資源方面「更自給自足的歐盟」，並表示這可能是歐盟的一個關鍵轉捩點，也就是從過度依賴美國，轉變為獨立於北京和華盛頓的第3極力量。
俄烏談判何時成局？ 專家：關鍵在「這州」
烏克蘭和俄羅斯官員近期多次發表公開聲明，表示願意重新進行談判。但專家表示，目前的客觀條件距離有意義的實質停火仍非常遙遠。一邊是烏克蘭尋求在進入談判桌前收復更多失土，一邊是俄羅斯期望透過冬季和歐洲的能源斷供，削弱北約國家對烏克蘭的支持，以及烏軍反攻的決心，因此雙方都還在為談判爭取更多籌碼。另有專家稱，赫爾松地區的命運可能決定談判的進展。據《半島電視台》的報導，前美國駐烏克蘭大使（2006年至2009年）威廉泰勒（WilliamTaylor）表示：「現在拖延談判是有道理的，烏克蘭軍隊仍在繼續反攻，他們正在赫爾松進一步推進，這個發展態勢將為任何談判奠定基礎和有利條件。」由於俄軍考慮烏軍可能攻擊第聶伯河上游的水壩，因此於當地時間11日正式從南部戰略要地赫爾松西岸撤退。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國和歐洲中心高級研究員、1998年至2000年擔任美國駐烏克蘭大使的史蒂文皮弗（Steven Pifer）指出：「現在談判的問題是俄羅斯沒有提出任何實際可行的條件，即使他們在當地遭受了更多的損失，在俄羅斯認清現實並考慮戰場情勢之前，不可能進行談判。」不過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列出了5項「脫離現實」的談判條件，包括恢復烏克蘭的領土完整、賠償所有戰爭損失、懲罰所有戰爭犯等。雖然澤倫斯基本次並無重申「只要普丁還是俄羅斯領導人，就不會與其談判」的強硬論調，但他提出的5項條件還是只有在俄羅斯徹底戰敗、普丁政權垮台時才有可能實現，不過比起前述言論，澤倫斯基的態度有所放軟。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歐亞項目主任阿納托爾利文（Anatol Lieven）則指出，展望未來，赫爾松地區的命運可能將影響實現談判的速度，「拜登政府已經暗示，如果烏克蘭收復第聶伯河以東的赫爾松州，烏軍就應該停止反攻並接受停火。因為有強烈的跡象表明，若烏克蘭試圖佔領克里米亞，俄羅斯動用核武的機率非常高。」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安全專家拉斐爾洛斯（Rafael Loss）則認為，現在討論談判還為時過早，因為雙方都有太多的進展和損失。烏克蘭近期在烏東烏南戰區皆有斬獲，他們還想收復更多失土，但烏克蘭的基礎設施、軍人和平民也損失慘重。與此同時，俄羅斯更多地依賴政治戰略，而不是軍事戰略，也就是透過能源危機和冬季來引發歐洲的動盪，破壞西方對基輔當局反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