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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票首投族3/紓困對象不斷擴增 學者警告向隅者被剝奪感

校內工讀機會是許多大學生打工族的「首選」,但是受疫情影響,許多學校的工讀機會也在縮減,讓大學生打工族倍感壓力。(圖/翻攝自屏東大學臉書)

校內工讀機會是許多大學生打工族的「首選」,但是受疫情影響,許多學校的工讀機會也在縮減,讓大學生打工族倍感壓力。(圖/翻攝自屏東大學臉書)

教育部大力宣傳紓困4.0中納入大專生,該方案並已經在八月底截止申請,許多學生在本刊街訪時一臉驚訝,直呼「真的嗎?怎麼沒聽學校提過」,而領到紓困金的學生有人的確緩和生活壓力,卻也有人想拿去投資,也還有人要拿紓困金來買機車。

「大專生紓困」預算還沒有在立法院審查,各校紓困申請卻已截止,然而基於防弊考量,學校仍沿用「家戶所得」作為審查紓困門檻,導致許多大學生即使工讀機會受疫情影響中斷,也還是領不到紓困金,迭有怨言,甚至還萌生將戶籍從原家庭遷出的想法。

新冠疫情陰影揮之不去,對大學生打工族造成影響,但大學附近的房屋租金卻沒有隨疫情調降,對學生經濟負擔不小。(圖/報系資料庫)
新冠疫情陰影揮之不去,對大學生打工族造成影響,但大學附近的房屋租金卻沒有隨疫情調降,對學生經濟負擔不小。(圖/報系資料庫)

國民黨立委陳以信指出,不少大學生都靠打工賺取生活費及學費,教育部既然要對經濟出現問題的大學生紓困,就不應只以「家戶所得」作為審查門檻,畢竟許多大學生雖來自非中低收入戶家庭,也不必然就代表家境富裕,他們的工讀機會也仍可能受疫情影響中斷。

他質疑,教育部口頭雖說「從寬認定」,但卻沒有正式以公文告知校方「如何從寬」,在防弊的心理下,學校就算要學生切結,還是會擔心日後有審查不實的法律責任,在在都凸顯教育部紓困方案為德不卒,他也建議應回歸在野黨主張的「普發現金」紓困作法,才能降低學校的行政成本。

台大國發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隆則認為,由於教育部授權各大學自行審查紓困申請案,但各大學又不具與政府系統連線勾稽查證能力,才會沿用過往「家戶總所得」的審查門檻,以避免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但他也提醒,隨著紓困對象不斷擴大,未能列入紓困對象的被剝奪感可能會越來越大,都會形成對政府更強大的壓力,久而久之就會惡性循環,政府恐無能力負擔。因此,政府現在該做的事,就是努力設法更精準的挑選出「絕對需要紓困對象」的能力,才能防止不必要的紓困浪費。

他舉例,以大學生紓困為例,大學生的工作大都是打工,工時彈性,但目前勞工要投保勞保、就業保險,必須符合有一定雇主者,否則就要加入職業工會,偏偏職業工會又堅持勞工要「全工時加保」,對部分工時工作者保費負擔很重,很多大學生也因此不會想要加入職業工會,也無勞保、就保,政府就不可能掌握這些大學生的工讀是否受到疫情衝擊而失業,更難斷定是否應對大學生打工族紓困,只能視民意壓力多寡邊走邊看,反而更可能形成亂象。

台大國發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隆(左)認為,隨著紓困對象不斷擴大,沒有領到紓困者被剝奪感會倍增,因此政府應思考如何更精準的紓困。國民黨立委陳以信(左)則認為,蔡政府紓困政策的最大問題是行政審核成本很高,建議應採納在野黨主張普發現金才是最好紓困方式。(圖/CTWANT合成)
台大國發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隆(左)認為,隨著紓困對象不斷擴大,沒有領到紓困者被剝奪感會倍增,因此政府應思考如何更精準的紓困。國民黨立委陳以信(左)則認為,蔡政府紓困政策的最大問題是行政審核成本很高,建議應採納在野黨主張普發現金才是最好紓困方式。(圖/CTWANT合成)

辛炳隆因此建議政府,應該開放職業工會「部分工時」加保,及「自然人加保」,提高大學打工族的投保機率,不僅能增加大學打工族的保障,也能作為疫情來臨時,判斷大學打工族是否需要紓困的依據,就能避免目前必須將大學生紓困與「家戶所得」綁在一起審查的尷尬。

「大學生紓困案」預算還未在立院開審,各大學申請作業就已先截止,也引發外界質疑教育部此舉,是否有意「討好首投族」?但目前也在大學研究所任教的前藍委孫大千認為,他的學生中,確實有不少人原本都有打工,但疫情爆發後工作就被迫結束,經濟面臨壓力。

但不論是讓大學生優先打第一劑BNT、或針對大學生號稱將發放最高2.3萬元紓困金,對有困境的大學生而言,都仍只是「杯水車薪」,畢竟BNT要打兩劑才有完整保護力,就算大學生幸運領到最高2.3萬元紓困金,恐怕也只能多撐1個月生計,更別提學生還得辛苦蒐集單據、證明自己確實需要紓困,相當辛苦,也印證在野黨長期批評紓困案欠缺整體規劃、支離破碎,並非無的放矢。他也認為,這些政策頂多只能稍稍減輕大學生對現狀不滿,降低對執政黨的「惡感」,真要爭取首投族選票支持,恐怕還差得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