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二戰後首度重返菲律賓！慰安婦團體及學者痛批：歷史罪行仍未清算

日本自衛隊準備於下個月前往菲律賓參加軍事演習，這將是自1945年二戰戰敗以來，日軍首次重返菲律賓領土。然而，部分菲律賓人卻反對相關行動，因為東京官方始終不願對二戰時期的馬尼拉大屠殺，以及慰安婦問題道歉和賠償。

據《南華早報》的報導，對二戰受害者、活動家與歷史學家而言，東京在菲律賓擴大的安全角色，再次喚起倡議人士對相關議題的關注，也就是日本至今仍未就戰時暴行正式以國家名義道歉，也未提供官方賠償，特別是針對遭日軍強迫淪為性奴隸的菲律賓「慰安婦」。對部分人士而言，這段未清算的歷史，本身就足以構成反對日本軍事力量重返菲律賓的正當理由。

慰安婦團體「菲律賓祖母聯盟」（Lila Pilipina）前執行董事兼協調人卡布紹席爾瓦（Sharon Cabusao-Silva）30日向《南華早報》表示，「我們反對日軍重返菲律賓領土。」身為婦女權利運動者的她強調，菲律賓祖母聯盟目前仍維持3項訴求，包括：日本政府公開且正式的道歉；對相關傷害的官方賠償；以及將「慰安婦制度的歷史」納入日本學生的教科書。

據悉，菲律賓祖母聯盟18名成員曾在1993年向東京地方法院（Tokyo District Court）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並提供賠償。然而，該訴訟最終失敗。如今該團體原本200名成員中僅剩19人仍然在世。

卡布紹席爾瓦主張，東京與馬尼拉在2024年7月8日簽署、且在去年6月獲日本國會批准的《互惠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RAA），違反了日本憲法中的和平條款，因為該協定「允許日本軍事力量與物資在菲律賓境內自由進出，甚至可能使該國成為未來『日本飛彈系統的接收或儲存地』。」

她也強調，許多日本年輕人並不了解日軍戰時暴行的完整歷史，儘管部分前日本領導人，包括1983年的中曾根康弘，以及2003年的小泉純一郎，都曾對戰時暴行表達歉意，但這些都屬於「個人道歉，並不具備官方政策的分量與效力」，且日本政府也未採取任何措施「使道歉更有誠意。」

她指出，日本還曾在2017年安倍晉三擔任首相期間，向時任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施壓，要求移除設置於馬尼拉著名灣畔步道（Roxas Boulevard）的慰安婦雕像，該決定稍後獲「菲律賓國家歷史委員會」（NHCP）的同意，並在2018年4月遭菲律賓馬尼拉政府連夜移除。此外，安倍也曾在2007年否認了性奴隸的存在。

卡布紹席爾瓦補充，由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政府於1994年設立、用以發放補償給慰安婦的「亞洲婦女基金會」（Asian Women’s Fund），其資金並非菲律賓團體所要求的「官方賠償」，而是來自「民間私人捐款」，且亞洲婦女基金會早在2002年5月就停止運作，並在2007年3月31日正式解散。據悉，菲律賓慰安婦之前僅獲得320萬日圓的「贖罪金」與醫療費用，折合2026年的幣值約為120萬菲律賓披索（新台幣63.5萬元）。

對此，菲律賓華人、知名公民社會領袖洪玉華（Teresita Ang-See）也在30日表示，「我們的記憶太短暫了。我們可以原諒，但永遠不能忘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我們所做的事，我們強烈反對與日本共同舉行的『肩並肩』（Balikatan）軍事演習。他們尚未完全放棄軍事冒進主義的傾向，而我們現在卻要讓他們直接接觸我們的軍事能力？」

然而，日本官員卻表示，東京當局早已處理相關問題，並多次表達悔意。日本駐馬尼拉大使遠藤和也於上週1場日菲關係論壇中向《南華早報》表示，東京的立場相當明確，「我認為，日本對過去歷史的立場，已經透過歷任首相的各種聲明，以及在多個場合中反覆表達，而這在過去多年來一直都是非常清楚的。」

2024年，日本外務省亦曾就此議題發表聲明稱：「我們充分認識到，前慰安婦的尊嚴與名譽曾受到傷害，對此，日本政府已對戰時行為持續表達道歉與深切反省。日本政府的立場是，所有賠償問題，包括慰安婦議題，均已依據《舊金山和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在法律上完全解決。」

遠藤亦提及前菲律賓總統季里諾（Elpidio Quirino）對日本的寬恕，儘管其岳母、妻子與5個兒女中的3個，皆在1945年「馬尼拉大屠殺」（Manila massacre）中遭日軍殺害，並將此視為戰後和解的基礎。據悉，這場屠殺共有超過10萬人遇難。

他也指出，去年日菲2國簽署的《互惠准入協定》在菲律賓參議院以全票通過，並強調「菲律賓也是我們『政府安全保障強化能力支援實施方針』（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OSA）的主要受援國與合作夥伴，也是唯一連續3年接受OSA的國家。」

日本兵庫縣的「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副教授木場紗綾博士則反駁了「日本年輕人未接受戰時暴行教育」的說法，表示該議題已納入義務教育內容。

然而，對於這項新安全夥伴關係的反對者而言，這些說法並不足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菲律賓歷史學家、馬尼拉雅典耀大學（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日本研究與歷史系助理教授Karl Ian Cheng Chua向《南華早報》表示，馬尼拉在接受日本安全援助時應更加審慎與辨別，「猶豫是否接受OSA的，應該是菲律賓人，但菲律賓人並沒有在猶豫，不是嗎？」

Karl Ian Cheng Chua指出，菲律賓歷來反對日本「重新軍事化」，「因為我們擔心他們可能再次對我們做出同樣的事情」，但情勢在1956年出現轉變，當時季里諾以某種「準全面寬恕」的方式原諒日本戰時暴行，以換取日本的戰爭賠償。

而近期的OSA援助「實際上使日本的再武裝正當化」，Karl Ian Cheng Chua坦承，菲律賓人因為其「面向未來」的心態，往往會忘記自己的歷史，而「日本在政治上的軟實力及硬實力也足以贏得菲律賓的民心」。但作為歷史學家，他認為自己無法忽視過去馬尼拉與東京之間的戰時歷史，這些因素仍可能塑造未來，「我們現在真的準備好與日本建立這種新的關係了嗎？」